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原因是什么？

西藏富含矿产，其生物多样性丰富，与普遍认知不同，西藏并非完全干旱荒凉，而是拥有广袤的森林、适宜畜牧的广阔草原以及崎岖地形中的肥沃山谷。西藏被雄伟的雪山环绕，湖泊众多，是几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其中包括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森格卡巴布（印度河）、德秋（长江）、扎曲（湄公河）、马曲（黄河）和嘉默努楚（萨尔温河）。

西藏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与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以南接壤，与东突厥斯坦以北接壤，与中国以东接壤。西藏不仅地势高，而且在中亚地区战略位置显著，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理意义。西藏人口构成独特的民族群体，以其独特的语言、文化、传统、美食和服饰而著称。1959年，西藏人口估计约为600万，大约有120万藏人因中国占领而遭受严重后果。

下文简要叙述了西藏的起源，其军事地位的提升，随后对放弃战争采取佛教原则的 embrace，以及中国共产党侵略的当代后果。

在释迦牟尼佛诞生前五个世纪，约公元前1063年，一个半传奇的人物名为沈拉布·米沃（Lord Shenrab Miwo）开始改进沉世种族普遍存在的原始萨满信仰，建立了西藏波恩教。根据波恩教徒的说法，西藏在七世纪建立了十八位商朝国王的统治体系，而商朝最杰出的国王是提巫尔·瑟尔吉·加格鲁·琼鲁辰（Tiwor Sergyi Jhagruchen）。

商朝在其衰落之前，曾经是西藏的一个帝国，包括卡姆、安多、乌、昌都、古格和托德尼亚里科尔苏姆等地区。随着商朝帝国的衰落，以那亚梯·汤班为王的波恩王国出现了，在王的统治下，玛吉尔（Religious Kings）时代开始了。玛吉尔王国的扩张一直持续到松赞干布王统一西藏，导致最后一个商朝统治者利格米嘉的死亡。

西藏的正式国王年份始于公元前127年王位即位，西藏的国王血统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公元842年朗达玛国王特瓦·乌都姆·汤班（Tri Wudum Tsen）遭到暗杀。在西藏历史上，宋赞干布王、赞普德赞王和那达克·特瑞·拉尔帕琴王被誉为三位伟大的国王，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宋赞干布王的统治期间，西藏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亚扩展了其统治（Goldstein, 1997）。作为佛教的赞助者，他促进了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并通过与商朝、尼泊尔和中国的公主的婚姻联姻巩固了外交关系。

公元755年至797年间，特赞康德辛王统治时期标志着西藏帝国的全盛时期，西藏军队进入了中国和周边中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公元763年，西藏占领了中国首都长安，并在拉萨的照尔多林（石碑）铭文中纪念了这一历史性胜利。

特赞康德辛王的统治见证了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的建立，由古鲁·巴杰玛瓦创建，桑耶是西藏的第一个寺院。他强调佛教的主导地位，驱逐了中国禅宗，接受了印度佛教范式，并将佛教宣布为西藏的国教。

在那达克·特瑞·拉尔帕琴王统治时期，从815年到836年，西藏军队取得了许多胜利，最终在821-822年与中国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值得注意的成就包括由杰出的西藏和印度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梵藏词典《摩诃颂》的编纂。

然而，在838年，拉尔帕琴王的兄弟乌都姆汤班的上台导致了一次倒退，因为他试图复兴波恩教，引发了对佛教徒的迫害。他被一位佛教僧人暗杀，导致家庭纷争，使曾经强大的西藏帝国从842年到1247年间分裂成各个不合作的诸侯国。

在公元1073年，康总加嘉波建立了萨迦寺，为他的儿子萨迦昆嘎宁波奠定了萨迦教派的基础。在蒙古人入侵的背景下，萨迦潘地塔使得蒙古王子果丹皈依佛教，阻止了进一步的入侵，并将对西藏的领土主权赋予了忽必烈。

14世纪宗喀巴洛桑嘉巴的兴起标志着格鲁派的诞生，1409年甘丹寺的建立。与此同时，16世纪初至1642年，才旦多杰在藏地的统治，推动了格鲁派的崛起。

1543年诞生的苏南坚赞成为了精神和世俗权威，于1578年被阿尔坦汗封为达赖喇嘛。他的外交手腕增强了与蒙古的关系，加强了格鲁派的影响力，同时淡化了日渐衰落的萨迦教派的影响力。

164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同时执掌了精神和世俗权力，将西藏的统治统一在了“各地获胜的西藏政府嘎丹·博朗”下。被清朝皇帝承认为平等，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崛起突显了西藏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并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一种共生的僧侣-官员关系。

第五世达赖喇嘛辉煌的统治后，阴谋和动荡不断，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入侵以及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0年在紧张局势下逃往印度。尽管中国提出了种种要求并进行了后续入侵，但西藏坚决维护其主权，例如与蒙古签订的1913年双边条约，以及达赖喇嘛对中国宣布完全独立。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致力于现代化西藏和发展国际关系，为其继任者铺平了道路，尽管面对中国的不断侵犯。1949年中国对东藏的入侵以及1951年被迫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导致了西藏的强制占领，引发了1959年的西藏全国起义（Powers, 2004）。

达赖喇嘛随后的流亡以及80,000多名藏人的流散凸显了中国的霸权设计，其特点是对西藏文化和宗教遗产的系统镇压。中国的汉人迁移政策、人口工程、环境破坏和基础设施扩张体现了殖民主义的无情追求，危及了西藏独特的身份和生态平衡。

尽管国际社会呼吁给予西藏自治和人权，但西藏对自由的不懈追求仍在继续，得到了达赖喇嘛的全球倡导和坚定的非暴力承诺的支持。西藏文化的坚韧不拔，体现了其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其精神领袖的持久遗产，在逆境中赋予了希望，强调了在保护西藏文化遗产并确保其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方面，全球团结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Goldstein（1997）提供了关于西藏与中国历史关系的详细洞见，阐明了西藏反抗中国统治的历史。
Shakya（1999）全面考察了现代西藏历史，包括中国入侵以及达赖喇嘛流亡事件等。
Powers（2004）探讨了西藏流亡者和中国政府关于西藏历史和政治地位的对立观点。
理查森（1984）分析了早期西藏铭文，为了解西藏早期历史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Kapstein（2006）提供了关于西藏文化、历史和宗教的全面概述，为理解西藏在更广泛的亚洲背景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