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恐懼的循環

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都會針對180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產業狀況進行評估，發表新聞自由指數報告。最新報告顯示大環境已開始籠罩在極度恐懼的氣氛之中，對安全的報導環境造成危害。許多國家的政治領袖對記者懷抱敵意，引發日益嚴重、頻繁的暴力行為，使記者面臨前所未有的恐懼和危險。

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表示：“如果政治辯論於明於暗都走向內戰式的氛圍，把記者當代罪羔羊，民主將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他說： “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取得各種自由，對所有立意良善並重視這些自由的人來說，當務之急就是停止這種恐懼、恐嚇的循環。”

挪威在2019年的指數中排名第一，連續三年蟬聯冠軍。芬蘭（上升2名）取代荷蘭（下跌1名至第4名）排名第二；荷蘭有兩名報導組織犯罪的記者必須永久在警察保護下生活。瑞典的網絡騷擾情形增多，導致該國下跌一名來到第三名。非洲的埃塞俄比亞（上升40名到第110名）和岡比亞（上升30名到第92名）排名較去年大幅提升。

許多威權政權的名次都有所下跌。其中委內瑞拉（下跌5名至第148名）的記者遭保安警力逮捕、暴力相向，俄羅斯（下跌1名至第149名）政府利用逮捕、任意搜查和嚴刑峻法等手段對獨立媒體和網絡加強施壓。排名倒數的越南（第176位）和中國（第177位）均退步一個名次。儘管厄立特里亞（第178位）與鄰國埃塞俄比亞握手言和，今年仍再次拿下倒數第三名。土庫曼斯坦（下跌2名至第180名）則取代朝鮮（上升1名至第179名）敬陪末座。

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去年有26％被歸類為「狀況良好」（新聞自由地圖上白色區域）或「狀況尚可」（黃色區域），今年只有24％。除了特朗普的發言之外，美國（第48名）的整體環境也越來越惡劣，在今年的排名中下跌三名，該國的媒體環境現在被歸類為「問題顯著」（橘色） 。美國記者收到死亡威脅、向私人保全公司尋求保護的頻率來到新高。如今仇恨媒體的情形嚴重到一名男子在2018年6月走進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的《首都報》辦公室開槍，殺死四名記者和一名報社員工。槍手在採取行動前，曾在社交網絡一再表達對該報的恨意。


各種威脅、侮辱、攻擊現已成為許多國家記者「職業公害」的一部分。印度（下跌2名至第140名）的網絡騷擾運動將批評印度民族主義的人貼上「反印度」的捲標，該國2018年有六名記者遭到殺害。巴西（下跌3名至第105名）大選競選活動開跑後，媒體變成波索納洛支持者在真實生以及網絡世界的攻擊目標。
調查記者的勇氣

在這種對記者普遍充滿敵意的環境中，記者需要有勇氣才能繼續調查貪污、逃稅或組織犯罪的情形。意大利（上升2名至第43名）內政部長暨聯盟黨總書記薩爾維尼在遭記者薩維亞諾批評後，表示可能會撤回對他的警察保護。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記者和媒體普遍受到越來越多司法騷擾，其中包括阿爾及利亞（下跌5名至第141名）和克羅地亞（上升5名至第64名）。

以法國和馬耳他（下跌12名至第77名）為例，濫用司法程序可能是故意用來耗盡調查記者財政資源，讓他們封口的手段。濫用司法程序也可能導致記者入獄；波蘭（下跌1名至第59名）《選舉日報》的記者報導了執政黨黨魁和問題工程之間的關聯，可能遭判刑入獄，保加利亞（第11名）的兩名記者在花了數個月的時間調查歐盟資金如何被挪用後遭捕。除了法律訴訟和各種起訴之外，每次調查記者揭發弊案時，都有可能成為其他各種騷擾的目標。塞爾維亞（下跌14名至第90名）一名記者的家遭人縱火，而馬耳他、斯洛伐克（下跌8名至第35名）、墨西哥（下跌3名至第144名）和加納（下跌4名至第27名）都傳出記者遇害的事件。

記者激怒當局後遭受迫害的暴力程度似乎已經沒有底線。去年10月，沙特阿拉伯專欄作家哈紹吉在伊斯坦堡的沙國領事館遭到殘酷殺害，此案向沙國（下跌3名至第172名）境內外的記者發出令人不寒而栗的訊息。該地區許多記者都因害怕生命遭受威脅而進行自我審查，或乾脆停止寫作。

理應表現較佳的地區退步最多

在全球所有地區裡面，美洲（北美和南美）在限制、違反新聞自由程度的區域評分退步最多（掉了3.6％）。這不只是因為美國、巴西、委內瑞拉表現不佳，尼加拉瓜（第114名）退步24名，是2019年退步最多的國家之一。尼加拉瓜記者在報導反對總統奧爾特加政府的抗議活動後被當成抗議者，經常遭受肢體攻擊。許多記者被迫逃到國外，以免被以恐怖主義罪名判刑入獄。西半球也有世界上最多記者喪命的國家之一：2018年墨西哥至少有10名記者遇害。羅培茲歐布拉多出任總統後，政府和媒體之間的緊張關係稍有緩和。但當地記者遭受暴力的事件層出不窮，殺害記者的兇手也未受到懲罰，促使無國界記者組織在3月向國際刑事法院報告此情形。

歐盟與巴爾幹半島在限制、違反新聞自由程度的區域評分退步第二多（掉了1.7％）。該地區仍是最尊重新聞自由的地區，原則上也是最安全的區域，但當地記者仍面臨嚴重威脅：馬耳他、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第111名）記者遭到謀殺；黑山（下跌1名至第104名）記者遭受言語和肢體攻擊；法國（下跌1名至第32名）記者則在黃背心抗議活動期間遭受前所未有的暴力。許多電視台工作人員不敢在沒有保鏢陪同的情況下報導黃背心抗議活動，其他人則遮住自家頻道的標誌。許多記者也遭到公然侮辱。匈牙利（下跌14名至第87名）總理奧班所屬的青年民主黨官員持續拒絕和非友好該黨媒體的記者說話。波蘭的國有媒體已淪為政治宣傳工具，越來越習慣騷擾記者。
雖然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區域評分退步較少，但對記者來說，該地區仍是最辛苦也最危險的地區。儘管敘利亞（第174名）2018年遇害的記者人數略有下降，但當地對媒體從業人員來說仍然非常危險，也門也是如此（下跌1名至第168名）。除了像利比亞（第162名）這樣的戰爭和重大危機之外，該地區記者面臨的另一個主要威脅就是任意逮捕和監禁。伊朗（下跌6名至第170名）是世界上拘禁最多記者的國家之一。目前仍有數十名記者被拘留在沙特阿拉伯、埃及（下跌2名至第163名）和巴林（下跌1名至第167名），其中許多人未受審。受審的記者則常如在摩洛哥（第135名）一樣，遇到訴訟程序被無止盡拖延的情形。該區的現況令人沮喪但仍有例外，突尼西亞（上升25名至第72名）違反新聞自由的次數大幅下降。

在2019年的報告中，非洲的區域評分退步最少，但一些排名變動最大的國家也出現在非洲。埃塞俄比亞（第110名）新政府走馬上任後釋放所有拘留中的記者，一口氣跳升40名。岡比亞（上升30名至第92名）也拜新政府之賜，成為今年排名躍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不是每個新政府都對記者有利。坦桑尼亞（下跌25名至第118名）總統馬古富利2015年上任後，媒體遭受前所未見的攻擊。毛里塔尼亞（下跌22名至第94名）的名次也大幅下跌，很大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部落客馬凱提(Mohamed Cheikh Ould Mohamed Mkhaitir)原先因叛教被判處死刑，一年多前改判有期徒刑時就應獲釋，但他目前仍遭關押在與外界隔絕的不明處所。在這個對比強烈的大陸，某些國家的惡況依然不見好轉：剛果民主共和國（第154名）再次成為無國界記者組織記錄中違反新聞自由次數最多的國家，索馬里（第164名）仍是非洲最多記者喪命的國家。

雖然東歐和中亞地區許多國家國內出現各種亮眼的改變，而且區域評分略有改善，但此地的區域排名仍和多年來一樣，位於倒數第二。用於計算分數的各項指標有進有退，惡化最嚴重的是法律架構指標。該地區一半以上的國家排名仍接近或低於150。該區惡名昭彰的俄羅斯和土耳其繼續迫害獨立媒體。土耳其關押的職業記者人數全球最多，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有記者因報導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而被起訴的國家。在這個嚴重僵化的地區，少數幾個排名上升的國家值得一提。烏茲別克斯坦（上升5名至第160名）釋放所有在強人卡立莫夫執政時期入獄的記者後，已不再被標為黑色（「狀況惡劣」）區域。亞美尼亞（上升19名至第61名）的“天鵝絨革命”使政府放寬對國有廣電的控制。由於這是指數報告裡變動較多的一部分，使其排名上升幅度更劇烈。

亞太地區持續展現出新聞產業長期以來面對的所有問題，如極權主義的宣傳、審查、恐嚇、肢體暴力和網絡騷擾，並且在區域評分幾乎不變的情況下，排名維持倒數第三。阿富汗（第121名）、印度、巴基斯坦（下跌3名至第142名）遇害記者的人數極高。不實信息也成為該地區的一大問題。在緬甸社交網站被操縱的情況之下，反羅興亞的仇恨訊息變得司空見慣；兩名路透社記者因試圖調查羅興亞種族屠殺而被判處七年徒刑，也被當成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在中國日漸增長的影響力之下，審查制度正往新加坡（第151名）和柬埔寨（下跌1名至第143名）蔓延。在這個艱難的環境中，馬來西亞（第123名）和馬爾代夫（第98名）的排名上升22名，突顯政治變革不但能夠大舉改變記者的工作環境，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也能直接影響新聞自由。
自2002年起，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都會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為180國及地區的媒體自由度評分排名。評估內容包括多元化的程度、媒體獨立性、媒體環境和自我審查、法律架構、透明度以及製作新聞、傳遞信息的基礎設施品質。政府政策不在評量範圍內。

全球指標和區域指標是依據每個國家得到的分數計算而得。世界各地的專家完成一份以20種語言進行的問卷調查，並輔以質性分析，以此計算出各國的國家評分。評分的評量項目包括限制和違背新聞自由的情形，因此該項目分數越高就表示情況越差。由於各界越來越注重這份報告，它是一種極為有用的倡議工具。

2019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出爐
政治局勢變化影響亞太地區之新聞自由

獨裁政權之宣傳、審查制度、恐嚇、肢體暴力、網絡騷擾等手段層出不窮，亞太地區國家奮力抵抗各類不實信息，記者需要更多勇氣才能保持編採獨立

在最新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中，有兩項指數在22個地方大幅上升，突顯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對新聞報導自由影響之巨。在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在大選中慘遭出局，這在馬來西亞獨立62年的歷史中前所未見。此一空前巨大的改變不但給僵化的媒體帶來一股清新，也轉變了記者採訪的環境，馬來西亞新聞自由排名因而前進到第123名。馬爾代夫選出的新總統，競選之初便堅定承諾將提升新聞自由。就任後實現部分諾言，使這個印度洋群島的排名大幅躍進至第98名。

新聞「黑洞」越陷越深

相比之下，中國、越南的新聞自由狀況卻加速惡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越南國家主席​​阮富仲權力一把抓，不但使兩國排名下滑，甚至幾乎墊底。中國排名第177，越南名列第176。2018年三月，習近平修憲，順理成章當上「萬年國家主席」。阮富仲一人兼任越南共產黨和國家最高領導。無論中國或越南，領導人一方面壓制國營媒體上所有的辯論，一方面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企圖表達不同聲音的公民記者。越南羈押了約30名職業和非職業記者；中國羈押的人數將近是越南的兩倍之多。

中國的反民主模式奠基於奧威爾式高科技全面監控和操縱，北京甚至在國際間宣揚此一模式，狀況之嚴重已到拉警報的地步。中國除了乾擾在其領土上工作的外國記者，現正建立一套受其管控的“世界媒體新秩序”，企圖監管外國媒體。相關信息請參見無國界記者組織最近發布的報告。

2018年七月老撾一處水壩突然潰堤，當局嚴禁記者採訪。這起事件使老撾新聞自由排名因此下滑一名，現排第171名。這些採行一黨獨大的國家與他們的北韓“兄弟”越走越接近。北韓因其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之舉動，貌似有所開放。排名因此微幅上升一位，位居第179名。

官方審查和自我審查越來越多

媒體的編採獨立和自由遭到攻擊，但中國式全面新聞控管卻成為效法的對象，越來越常出現在反民主政權中。新加坡（第151名）視自我審查為標準規範；汶萊（第152名，-1）、泰國（第136名）也都執行新聞控管。同樣地，官方審查也成為柬埔